94年我替厂长儿子顶罪,出狱后他成了我上司,第一天就开除了我
那年我二十岁,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,浑身使不完的牛劲,觉得天底下没有一顿酒、一个兄弟解决不了的事。
那年我二十岁,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,浑身使不完的牛劲,觉得天底下没有一顿酒、一个兄弟解决不了的事。
我师傅常拍着我肩膀,一口黄牙,喷着烟气说:“小东,好好干,将来这车间主任,八成是你的。”
走得很突然,心梗,在菜市场跟人为了两毛钱的差价吵架,一口气没上来,人就没了。
几十年后,当我的孙子缠着我,问我是怎么娶到他那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奶奶时,我总会指指堂屋墙上挂着的那把老犁头。那犁头上的木柄,已经被我的手磨得油光锃亮,像是裹了一层琥珀。
银行的短信通知音,对我来说不像福音,反倒像一声声叩问,敲得我心神不宁。四十年的光阴,像一条沉默的河,五十块钱,就那么一块小小的石头,却在我心里激起了半辈子的涟漪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,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像一盆温水,泼在客厅有些凝滞的空气里。我爸的耳朵这几年越来越背,35是他能听清,而我妻子林荟的忍耐还没到临界点的音量。我瞥了一眼沙发那头,父亲微眯着眼,身体随着老旧沙发的弧度陷进去,像一株被移植后还没缓过劲的老树
爷爷陈建国缓缓掐灭手里的烟头,浑浊的眼睛穿过缭绕的烟雾,平静地看着孙子陈默:“小默,开学那天,我开车送你去。”